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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一份教师资格考试盲文试卷 视障大学生奔波

发布时间:2018-02-03| 来源:未知 |

原标题:为求一份教师资格考试的盲文试卷,这个大学生奔波了近一年

“在我们班29个人中,我已经被当成普通人了。但在更大的陌生环境中,他们还是会有一种好奇的状态,我能感受到。到社会这个层面,离理想状态就更远了。我希望整个环境能变好一些。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对视障群体甚至整个残障群体的看法。”

▲郑荣权正在上课。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张维

2月1日下午,温州大学大三视障学生郑荣权接到通知,目前浙江省教育厅已经向教育部提出申请,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帮助他完成考试。此前,他已经为教师资格证考试中的一份盲卷奔波了快一年。

2015年,20岁的郑荣权作为浙江省首位参加盲人高考的学生,考取了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希望毕业后做一名特殊教育老师。临近毕业,他报考了与找工作密切相关的教师资格考试,但盲文试卷在浙江省却没有先例。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郑荣权多次通过学校向浙江省教育厅申请盲卷,未能获得积极反馈。

上个月,郑荣权辗转从校方获得浙江省教育厅内部的一份专家论证意见,其中指出:“聋盲人员参加考试的目的,就是取得教师资格。如身体原因肯定无法认定教师资格,则不应开展试点提高考生期望,为今后的工作留下隐患。”

参与此次论证的专家、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张国华认为,浙江省开展聋盲人员教师资格考试试点的条件不充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都有关于保护学生安全的相关条款,盲人本身需要在受保护的环境中,不能为学生提供有效保护;另外,教师资格的考试报名条件、认定条件肯定是按照入职的门槛标准来制定的。”张国华说,“教师资格证考试和资格准入、入职是挂钩的。”

张国华介绍,前些年有少数省市曾搞过盲人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试点,但教育部随后并没有推广。

对此,新京报多次发函、致电联系了浙江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办公室,未能获得明确表态。该办公室工作人员称,目前浙江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正在和相关当事人协商处理教师资格考试申请盲卷事宜,具体进展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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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第二步可能有问题,就把我走第一步的权利也剥夺了”

新京报:目前进展怎么样?

郑荣权:2月1日下午,我们学校主管教育的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说,浙江省教育厅已经向教育部提出申请,用人工读题的方式帮我完成考试。但具体能不能通过还要再等。

新京报:你觉得申请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郑荣权:可能性大不大我不清楚。我不太清楚学校和浙江省教育厅那边在怎么推进。如果申请不到,我也不知道后面要怎么办。现在只能等着,还能干吗?

新京报:报名教师资格证考试的过程顺利吗?

郑荣权:这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1月16日前后网上填报,然后现场确认。我们是师范专业,现场都不用去,报名材料是班长统一整理、盖章、提交的。

新京报:申请盲文试卷的过程很曲折?

郑荣权:对。我知道参加考试这件事不容易,所以我提前很久就在和学校沟通。大约在2017年上半年,我跟学校教务处反映,希望在我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可以为我提供盲文试卷,学校当时去找了省教育厅。省厅的回复是,没有相关先例。我说这个口头回复不作数,学校应该出个函和省厅沟通。后来,学校又出了函和省厅沟通,省厅给学校的回复是,一方面没有相关先例,另一方面,即使现在可以考试,以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体检不合格。

他们还给我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先去盲校找到工作,以在校教师的身份进行申请,这样不用考试就可以拿到教师资格证。我说我没有教师资格证,就很难找到工作。很多招聘都要求有相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我没有证,在资格审核环节就会被卡。这是一个死循环。

新京报:一直是学校在和教育厅沟通,你自己有试过其他方法吗?

郑荣权:几乎和学校的申请同步,2017年11月30日,我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上反映了这个问题。2017年12月6日得到的反馈是与学校直接联系。

▲2017年11月30日,郑荣权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反映问题。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又回到学校了?

郑荣权:对。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即便现在可以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但要成为一名老师,你还要面对很多问题,比如以你的视力条件,体检很难通过。

郑荣权:退一万步说,即使以后体检可能存在问题,那也不能说因为第二步可能有问题,就把我走第一步的权利也剥夺了。

新京报:申请盲文试卷或者其他便利措施,有法律依据吗?

郑荣权:相关的政策文件很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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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大家都知道这很难”

新京报:据媒体报道,你是浙江省第一位盲人高考生?

郑荣权:对。2014年6月,河南盲人考生李金生使用全国唯一盲文试卷高考。当时我正在青岛市盲校读高二。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周五下午,我刷到了李金生参加高考的新闻,说盲人考生报名高考成功。过完周末之后,老师给我们开会,说我们也可以参加普通高考了。让我们回家去考虑一下,几天后给答复。

▲郑荣权在宿舍里。图片来自网络

新京报:当时非常高兴?

郑荣权:也没有特别高兴,还是一个蛮理性的过程。我们那一届28个人,放假前有8个人说要去考,过完暑假剩下了4个。备考过程中又有一个放弃了。最终去考的只有3个人。

新京报:这些同学为什么放弃?

郑荣权:有的觉得太难了,复习之后觉得差太多了;有些觉得考上了又怎样呢;还有一些是全盲,没有一点光感,担心无法适应大学生活……

新京报:这些没参加高考的同学后来都去了哪里?

郑荣权:他们基本都是去了单考单招的学校。比如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学习针灸推拿。

新京报:这也是大部分视障人群的就业渠道。

郑荣权:是的。

新京报:申请盲人高考的过程艰难吗?

郑荣权:很顺利。2014年11月向慈溪市教育局、宁波市教育局递交了申请材料,12月就收到回复说原则上同意,但具体的盲人试卷他们没见过,盲人高考怎么考他们也不知道。后来反复沟通我的诉求后,2015年年初报名成功,4月就收到了教育部关于残疾人参加高考的管理规定。高考时,慈溪考区专门单独开了一个考场,并成立了专门小组提供必要服务。

新京报:你为什么想做特殊教育的老师?

郑荣权:高中时,想做老师有点幻想性质。因为在普通高考开放之前,我们视障人群的职业选择中,针灸推拿是比较普遍的。那时候大家一起聊天,会说起,以后要是可以当老师就好了。但大家都知道这很难。到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了570分,上了浙江省二本分数线,对我个人来说已经是超常发挥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参加了单考单招,也可以选择别的学校的特殊教育专业。但我本质上是不甘心的。

至于要做特殊教育老师,我是觉得自己作为视障人,会有独特的优势。去年下半年,我去见习,给盲校的学生上思想品德课,讲到了微笑。给视障学生讲微笑,这很困难。因为他们看不到。我设计了一个教学环节,让两个学生上台,讲同一句话,一个人带着微笑讲,另一个人不带微笑讲,台下的同学猜,通过声音来判断说话时是不是带着微笑。视障学生的声音感知能力非常好,一下就能才出来。通过这个,我告诉他们,即使我们看不到,但你面带微笑的话,你的语态、语气、语调是可以给人舒服的感觉,这就是微笑的意义和作用。

新京报:报考教师资格证遇到了这么多问题,你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郑荣权:不后悔。成长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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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障碍,我接受了,更多的人没有接受”

新京报:你目前的视力情况怎么样?

郑荣权:我的双眼视力都是0.05,右眼相对稍微差一些。我可以看到物体的轮廓。一个人站在我面前,我可以看清楚他的高矮胖瘦,是男人还是女人,穿裤子还是裙子,但具体的长相,眉目鼻眼、耳环首饰之类的细节,基本上看不到,除非站得非常近。

新京报:你视力障碍的原因是什么?

郑荣权:我是先天性视力障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清楚。

新京报:会因为视力原因有特别消沉的时候吗?

郑荣权: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环境非常熟悉,视力差也不耽误和别人玩。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是到了上学年纪,我的小伙伴们都可以上普通学校,而我要去很远的盲人学校。

我小学读的是宁波聋哑学校的盲部,初中在浙江省盲校,高中在青岛市盲校。一直都生活在视障人群的环境里,我干不了的事情,别人也干不了。刚进大学那会儿,才发现自己和别人的差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新京报:怎么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郑荣权:比如老师上课,说大家来看一下投影仪,ppt上的照片,你们可以看到什么呀。我什么也看不到啊。这个时候,脑子里会动一下,提醒自己,我确实和他们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考虑到以后自己的就业,因为身体的原因,可以预想到很多困难。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自己视力障碍这件事?

郑荣权:我能坦然接受,和别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也不回避。我刚进大学那会儿,我能感受到周围人对我情感、态度的变化。一开始是敬佩,因为我一个视障人考上普通大学;接着是害怕,害怕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冒犯到我;然后是有点接近又不敢接近的感觉。经过几天的接触后,又变成了好奇,你居然可以干这个,还可以干那个!按照他们的思路,盲人随便做什么都非常了不起。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刚入学不久,我一个人在路上走,同学们看到以后,去质问我们班的一个男生,你怎么可以让郑荣权一个人在路上走!后来,我还得打电话去解释,我要在这里生活四年,总得自己走。普通人的交往是双向的,我在了解你的同时你也在了解我,双方不需要刻意做什么。但对我来说,我往往需要有意识地去展示自己的能力。

新京报:你希望别人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你?

郑荣权:这当然是理想的状态。在我们班29个人中,我已经被当成普通人了。但在更大的陌生环境中,他们还是会有一种好奇的状态,我能感受到。到社会这个层面,离理想状态就更远了。我希望整个环境能变好一些。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对视障群体甚至整个残障群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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